陶瓷百科
【良師益友】記瓷壇泰斗王錫良與張松茂鮮為人知的故事
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兩顆璀璨的巨星，他們就是唐代的兩位頂級詩人，即并稱為“李杜”的“詩仙”李白和“詩圣”杜甫。這兩位大文學家一生都曾游遍祖國的奇山秀水，從大自然中汲取了無盡的思想資源和創作激情，創造了中國古代最輝煌的詩歌文學，成為中國詩壇的兩座巍峨的高峰，千百年來令人敬仰。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稱贊兩人“吟詠留千古，聲名動四夷”，大文學家韓愈在《調張籍》詩中對他們評價更高：“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宋代大文豪蘇軾說：“李太白、杜子美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他們的友誼和成就一樣，均成為中國文學史的千古佳話。
無獨有偶，在1300多年后的當代陶瓷美術界，有兩位年齡相差12歲的瓷壇泰斗，他們同為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同樣是12歲開始學藝，同樣是景德鎮市人民政府首批授譽的陶瓷美術家，同樣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同時榮獲中國工藝美術終身成就獎（當時景德鎮乃至江西省僅他們兩人獲此殊榮），他們的家庭同時被景德鎮市委市人民政府授予“陶瓷世家”。他們就是并稱為“王張”的當今陶瓷美術界泰斗級大師王錫良和張松茂。
王錫良原籍安徽省黔縣，1922年2月生于景德鎮。幼年家境貧寒，12歲輟學隨叔父王大凡（“珠山八友”之一）學繪瓷畫，1952年進入景德鎮美術合作社，2年后轉入景德鎮工藝社，隨后進入輕工業部陶瓷工業科學研究所，從事陶瓷美術創作、研究。
張松茂1934年1月出生于江西省鄱陽縣，5歲隨兄來到景德鎮與父母一起生活（其父張德生早年拜“珠山八友”之一的劉雨岑為師學畫瓷器），12歲輟學隨父學藝，1953年進入景德鎮美術合作社，1956年進入輕工業部陶瓷工業科學研究所從事陶瓷美術創作、設計和制作。1959年，37歲的王錫良和25歲的張松茂，同時被景德鎮市人民政府首批授予“陶瓷美術家”稱號。
與李白和杜甫相識較晚相交時間較短的情況不同，王錫良和張松茂相識相交長達半個多世紀。他們自小便是鄰居，那時王錫良家住在畢家弄，張松茂一家租住在詹家弄，兩家相距僅百米左右。張松茂最早學的是當時很少人學的圖案，畫的是不起眼但卻是一件完整的藝術瓷必不可少的邊角，當時就已有了一定名氣的王錫良，那時便經常請張松茂這個“有靈性的鄰居崽俚”到家里來幫忙畫邊角，從此結下長達60多年的友誼。后來，兩人都因藝術成就突出先后進入輕工業部陶瓷工業科學研究所，鄰居成了同事。
王錫良比張松茂年長12歲，兩人雖無師徒名份，但張松茂在藝術上始終把王錫良當作老師。張松茂少年入道之時，王錫良已經是在業內獲譽甚多的青年才俊，少年張松茂對青年王錫良非常敬仰。王家早年請張松茂幫忙畫邊角，使他有了與“偶像”直接接觸的機會，張松茂不僅畫邊角特別盡心盡力，而且特別珍惜這“近水樓臺”的學習機會。
因為王錫良年長并且入行出名早，盡管兩人成了同事，早年就被王錫良的人品和畫品折服的張松茂，一直將王錫良視同師長。王錫良也以張松茂為知音，兩人不僅在陶瓷藝術領域共同切磋互相影響，而且在生活中和政治上互相幫助。如果說王錫良對張松茂的幫助主要是在藝術方面的話，在他們“黃金時代”所處的那個特殊時期，因為家庭出身好、政治表現突出而擔任美研室黨支部書記的張松茂，給予“白專典型”王錫良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庇護”。
當時，有一位領導想整王錫良，譏諷他說“王錫良只會畫兩下瓷器，如果不給他瓷胎，讓他畫匣缽去？”聽了這話，張松茂立即予以反駁：“如果不生產筆墨紙，全國那么多畫家又畫什么？”那位領導無言以對。文革最激烈時，作為業務骨干的“王張”兩人都因省革委要畫一個革命長卷被抽調到省城南昌寫生半年而逃過了劫難。等到他們回來時，還是有人提出要批王錫良，但都被張松茂用“緩兵之計”拖了過去，不久這場運動便平息了，王錫良也因此而得以“平安”度過。
王錫良也不只是藝術上幫張松茂，在其它方面同樣全力維護他。當時職工的工資幾年甚至十幾年才能上調一級，而且往往只有很小比例的職工才有可能加到這盡管只有幾塊錢一級的工資，因為僧多粥少機會難得，所以每當上調工資時，職工之間“競爭”異常激烈。那年陶研所的職工好不容易等來了一次調工資的機會，不料個別老藝人對張松茂加工資提出異議，說他只會釉上不會釉下。關鍵時刻，對張松茂了解甚多的王錫良卻道出了他的種種成就，力主“張松茂不加工資說不過去”，為他爭取利益。在王錫良實事求是地列舉出不可辯駁的事實面前，大家終于表態說：“張松茂確實應該加這一級工資”。
與“李杜”兩位大詩人都曾游遍祖國的奇山秀水，從大自然中汲取了無盡的思想資源和創作激情，因而創造了中國古代最輝煌的詩歌文學相似，“王張”這兩位工藝美術大師在六七十年的藝術生涯中，也都游遍了祖國的奇山秀水，堅持野外寫生，描湖光山色之靈秀，寫自然萬物之形態，創造了當代陶瓷藝術的高峰。他們或結伴或獨自遍訪名山大川，涉足天下奇峰異水，所到之處必提筆寫生，對景抒情。在體驗生活之余，深入挖掘地方民俗文化，著意于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山水的人文精神、花鳥的意態情趣。他們的創作師從于生活，立足于生活，筆下的藝術形象鮮活而靈動，繪畫語言細膩而豐富。熟悉王錫良和張松茂作品的人都有一種共同的感覺，即他們的作品均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自然氣息，無論山水、花鳥、人物，畫面都富有情趣，富有生機，造型很少雷同，即使是描繪同一種植物，如松樹或梅花，也是風格各異，姿態萬千，這種善于變化、創新的表現手法，是跟他們長期堅持寫生實踐密不可分的。
傳統的陶瓷藝人的作品，幾乎全是臨摹古人和書上的，最多憑著各自的悟性有所發揮而已。上世紀五十年代，國家要組織一批藝術陶瓷去民主德國等國家巡回展示，并派出了祝大年、高莊、梅健鷹等一批頂級精英，對景德鎮的藝人進行輔導。這些名家帶來了剪紙，但老藝人不屑一顧，說都是些“鞋樣”，不如景德鎮的瓷畫好，能畫出“陰陽光”。老藝人的“頑固”引起了高莊的“憤怒”，但梅先生非常溫和，他開課為大家講素描。年輕的王錫良認為梅先生的課對自己很有用，所以學得非常認真。這批貨完成后在北京美協搞了預展，王錫良有幸去了北京。北京美協匯聚了一批美術界的名人，這些人有真本事，但他們仍然覺得理論知識不夠，天天晚上在一起學習。這讓王錫良大開了眼界，他在那里懂得了透視，知道了寫生�；氐骄暗骆偤�，王錫良身體力行，成了第一個寫生的“紅店佬”（景德鎮把在陶瓷釉面上進行彩繪裝飾的工序俗稱“畫紅”，而“畫紅”的店鋪就叫“紅店”，畫紅者則稱“紅店佬”）。不久，他寫生所畫的《蓮塘風景》、《采茶捕蝶》在《江西日報》等報刊上發表了，并引起了好學的張松茂關注，成了忠實的追隨者。
從此，王錫良經常帶張松茂一起出去寫生。上到觀音閣，下至小港咀，景德鎮城區的山川河流、公園蓮塘、街道里弄，無處沒有留下他們的身影足跡。他們還經常利用節假日，背著縫袋畫板，帶上干糧下鄉寫生，像瑤里這樣的秀美鄉村，已經去過不知道多少次。除了景德鎮城鄉，他們亦曾無數次結伴到外地寫生，廬山、黃山、井岡山、鄱陽湖等名川大山，到處都有“王張”兩位來自瓷都景德鎮的陶瓷藝術家的印記。一次在婺源長灘寫生時，張松茂發現王錫良居然直接在宣紙上寫生，也學樣畫了一幅水車風景畫，此畫當時就得到了王錫良“咯個崽俚有進步”的表揚，后來還在《井岡山畫報》上發表了。1957年春節，他們一起利用放假的機會，從景德鎮坐汽車到賦春，又從賦春步行幾十里路到婺源，一路走一路寫生，前后歷經十幾天，獲得大量創作素材�；貋砗髢扇烁鶕䦟懮夭膭撟鞯淖髌芬舶l表在《井岡山畫報》上，這本畫報至今還保留在張松茂身邊。
有一年國慶節，他們相邀去舊城寫生。因為當時交通不便，所以約在放假的頭一天晚上9點便啟程去舊城。當他們背著畫夾步行了3個多小時后，終于到達舊城的河邊上。但因為當時舊城沒有橋，通過時必須乘渡船，而渡船到了晚上便停開，他們站在岸上扯著嗓子叫了半天后，仍沒人理會，于是不得不在渡口露宿到天亮，第二天才乘渡船過去。
還有一年正月里去婺源寫生，當時碰到天降大雪，地上的積雪有幾厘米厚，被一片白茫茫的雪景吸引住了的他們，不愿錯過這難得遇上的美麗雪景，不假思索就把毛筆拿出來寫生，但因為天氣冷的緣故，筆老是被凍得畫不出來，他們就一直對著筆呵氣，呵一下畫一筆，腳凍得跟冰條一樣，他們還是堅持一氣呵成把這迷人的景致畫下來了，幾乎“凍僵”的二人這才相視一笑。
那時張松茂年紀尚輕，家里人擔心他經常外出不安全。但因為王錫良善良的人品和“王張”兩人的良好關系，所以張家人只放心讓張松茂跟隨他外出寫生，時間長的時候竟然超過一個月�；貞浧饚资昵芭c王錫良一起寫生的經歷，張松茂感慨不已：“王老師那個時候對我非常照顧，有一次寫生時我感覺身上有點熱，就把外衣脫下來放在一邊，回去時卻忘了拿，還是王老師幫我撿起來帶回去的。”
當然，“王張”一起寫生，更多的時間是互相幫助。一次結伴去浮梁舊城，兩人分別到不同的地點寫生，到了吃飯的時間卻久久不見王錫良來約定的地方，張松茂心里著急也無心吃飯到處去找，好不容易才在當地村民的幫助下找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暈倒在田畈的王錫良，趕緊通知他的家人，護送他回家。類似的事情不勝枚舉，“王張”兩人的友誼，因為常常結伴寫生而越來越深厚。
張松茂在多個場合毫不掩飾地說：“當時在景德鎮陶瓷美術界中，堅持寫生的，王錫良老師是第一個，我可算是第二個。”正是王錫良和張松茂共同開創了陶瓷藝人寫生的先河，也為陶瓷藝術注入了新鮮血液，使之煥發出更加蓬勃向上的生命力。“王張”兩人的代表作，有許多便是他們寫生之后創作出來的“孤品”。王錫良和張松茂先后為人民大會堂江西廳繪制的l米多高、3米多寬的大型瓷板畫《革命搖籃井岡山》（1959年）和4米高、8米寬的大型壁畫《井岡春色》（1980年），就是他們多次前往井岡山寫生之后創作的。他們背著寫生架，翻山越嶺，臨峰入谷，赴茨萍、五龍潭、朱砂沖，登黃洋界、筆架山、五指峰。井岡山著名的五大哨口他們都跑遍了，這些哨口主要分布在當年紅軍根據地茨坪的東西南北四個方向，之間的距離大多超過30公里，當年王錫良帶著干糧在山上住了十多天，幾十年后他感慨地說：“井岡山那么大的山，幾個哨口我都是靠腳量著去的”，光寫生的紙就用了上百頁。
2009年10月20日下午，在景德鎮舉行的2009秋季國際藝術陶瓷拍賣會，王錫良的粉彩瓷板畫《黃山四千仞》以782萬元的價格成交，創造了當代景德鎮名家藝術陶瓷拍賣的新紀錄。據王錫良介紹，這幅得意之作就是得益于寫生，是他早年在黃山寫生后創作出來的，畫了許多幅了，從年輪逾千載的古樹到柔枝嫩綠的小樹都有描繪，迎客松、望客松、臥龍松、麒麟松等松樹，這些都畫過。每一次上黃山，不僅能感受到黃山松的美麗和堅強，更能從中感受到一種精神——黃山松精神，它們能在巖石縫中生存，生命力極強。如果不是多次登山寫生觀察親身感受，是不可能確切地表現出來的。
在張松茂家中，至今保存著他持續五六十年堅持寫生留下來的幾十本、厚達數千頁的手稿，這些彌足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均被分類整理得井井有條，有人物、動物、植物、風景等等，在每一大類中又有若干小類，如植物中有松樹、柏樹、梅花、牡丹、荷花令人看后無不佩服他的精心細致和周到。而他的眾多作品如《喜報豐收》、《井岡旭日》、《黃山飛瀑》、《廬山五老峰》、《瑤瀑林�！�、《翠湖疊彩》、《白云深處有人家》等等，都是深入實地寫生后創作出來的。
業內人士均知張松茂有一個“牡丹大王”的雅號，一方面因為他在牡丹瓷畫表現技法和用料上有獨到的創新和運用，另一方面更得力于他對牡丹的喜愛和細心觀察。早在幾十年前，他就曾經在洛陽牡丹花開的季節，專程去洛陽觀察寫生，一連十幾天廢寢忘食，繪制了大量牡丹花的寫生稿，各種姿態的花枝花朵盡收畫夾，積累了豐富的創作資料。而他的成名，也和表現牡丹花的作品有關。1959年評“陶瓷美術家”，就是因為他的一件參評的牡丹花瓶征服了所有評委；1975年北京飯店珍藏的一口由他繪制的牡丹花千件大缸，得到中央工藝美院教授們的首肯，認為是一件超越前人的佳作，遠比雍正粉彩出色；1977年參加全國工藝美展，他的一塊牡丹圓盤，令觀眾和專家嘆為觀止；至于港、澳回歸祖國之際，由江西省政府贈送給香港和澳門特區政府的一幅《紫歸牡懷圖》大型瓷板畫和一對《牡丹蓮花》瓷瓶（瓷瓶系與同為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的夫人徐亞鳳共同創作），更是以牡丹花為主要畫面的不朽杰作。
“王張”不僅經常一起外出寫生，而且還有很多共同寫生回來合作的精品力作。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王錫良和張松茂就聯合舉辦了一場寫生作品展覽，時任市委書記趙淵親臨觀賞并給予極高評價，一時引起了轟動。1963年，兩人從鄱陽寫生回來后，以文化、勞動、休息等為內容，共同創作了一套四塊的大屏風瓷板畫《農村新貌》。繪制之時，恰被前來景德鎮參觀的著名劇作家田漢看見了，他即興為兩人賦詩：“春播歸來夕照斜，坡頭著意種桑麻。藝人珍重生花筆，先為農業后及他。”這套大屏風瓷板組畫現收藏在景德鎮陶瓷館。40多年后的2006年，兩位年逾古稀的老友，還合作完成了反映他們共事幾十年的工作單位的《陶研所全貌圖》。
“王張”二人都是注重寫生和善于隨時記錄繪畫素材的藝術家，雖然已邁入耋耄之年，依舊筆耕不止。他們一生遍訪名山大川，涉足天下奇峰異水，所到之處必提筆寫生，對景抒情，描湖光山色之靈秀，寫自然萬物之形態。在體驗生活之余，深入挖掘地方民俗文化，著意于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山水的人文精神、花鳥的意態情趣。他們的創作師從于生活，立足于生活，因而筆下的藝術形象鮮活而靈動，繪畫語言細膩而豐富。
“王張”積半個多世紀之寫生經驗，結合各自的寫生體會，總結出表述不同但觀點統一的“寫生理論”。王錫良說：我畫了不少水墨山水的寫生稿，面對自然山水，我有一種掙脫牢籠的自由感，此刻，任何經驗和規矩都毫無意義，面對大自然，只需要虔誠。他認為寫生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并歸納出以下幾種方法。
1、局部模寫法：臨摹未到熟練程度，山水寫生又未多接觸，須要兩相對照，揣摹模寫。2、詳記法：較完整“真實”地記錄畫面，強調感受的真實，而非物象表面的“真實”。3、記異法：只對特別的事物加以記寫，適合時間較少或有特別感受的時候采用。4、記意法（簡記法），只簡單記錄片刻的印象，不去詳細刻畫，類似黃賓虹先生的速記。5、放大法：選取一個感受較深的局部場景，放大并作較詳盡的表現，這常常會有意外收獲。6、印象法：針對整體景物的感受，簡潔地畫出大體上的印象之物，不求形似，但求達“意”。7、印象重疊法：不去多作一山一水的速記，而是注重群山眾水甚至千山萬水的疊加印象，此即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在這個過程中，做到丘壑在胸，妙造自然。8、重復體味法：即在此山此水間留連忘返，反復觀照體味，使山水形象完全爛熟于胸，以致行坐眠食，時刻不忘。石濤之鐘情黃山，潘天壽先生之畫雁蕩，黃賓虹先生之愛觀夜山，即得此法三昧。
談起寫生經歷和體會，王錫良深有感觸，他說：“寫生對我來說已經成為一種習慣，畫的景致也很隨意而率性。寫生，面對大自然、面對山川美景，那種自然光線賦予的色彩的變化真是奇妙無比。在觀察中對造型隨意取舍的自由感和能夠觸發激情的現場感、空間感，寫生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才可能創作成功的藝術作品。”
張松茂早于1959年就在《陶瓷美術》雜志上發表了題為《我對寫生的看法》的文章，文章寫道：“寫生的目的，從我們陶瓷美術工作者來講，是為了更好地給陶瓷裝飾尋找素材，豐富我們的創作素材。”“隨著創作的意圖，對主題采用夸張、歸納、變化的手法，結合器型進行藝術加工，正確地恰當地運用陶瓷色彩，強調主要部分，精簡次要部分，把素材綜合地集中表現到瓷器上去。”“生活創作的源泉，要記錄生活，必須要寫生，寫生的方法很多，有油畫、水彩、水墨、彩墨、鉛筆畫等等。在表現方面，有采用外來光暗、體積、分面的方法，但陶瓷美術工作者最適宜采用中國畫的形式進行寫生。因為瓷的繪畫接近中國畫，但與國畫的材料造型時有很大區別，這是因為有不同的民族形式，就有不同的欣賞習慣，才會出現不同風格，但陶瓷藝術也是隨著這民族形式而發展起來的，它主要的表現方法是采用線。線的優點有三種：簡練。它能從紛擾的對象中，通過自已的理解，加以整理提煉，集中地把對象特征更典型更明顯地表現出來。明確。就是既明確又肯定，絕不游移，模棱兩可。有力。就是用一根極豐富又有彈性的線去生動活潑地表現出對象和對象的生命力。”“寫生應該是多采取用中國畫的形式去進行寫生，更應該采用白描的方法直接用毛筆勾勒。”“應該注意的是：寫生應緊密為陶瓷裝飾豐富創作素材服務，更準確、豐富地反映現實生活，更好地創作出豐富而具有生命力的陶瓷藝術新作品。”
張松茂認為，有些陶瓷藝術界人士不太理解寫生的重要性，他們以為古人前人給我們留下了極其豐富的美術資料，我們照搬照套就可以了，何必要去寫生呢？他覺得這種認識是片面的。生活是創作的源泉，要反映生活，記錄生活，就要堅持寫生，以便為創作積累素材。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師，它為我們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即生活素材。古人所謂“搜盡奇峰打草稿”，說的正是寫生活動。
在張松茂家中，珍藏著一幅他和王錫良身穿日本和服飲茶論藝的珍貴像片。那是1993年11月，他們與秦錫麟一道在日本舉辦“景德鎮三巨匠陶瓷展”時所攝。當時，日本友人邀請景德鎮那時僅有的三名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王錫良、張松茂、秦錫麟，到橫濱舉辦了“景德鎮三巨匠陶瓷展”并進行現場表演，在當地引起了強烈反響。他們不僅以精美豐富的陶瓷藝術作品讓日本觀眾一飽眼福，使日本觀眾對景德鎮優秀的傳統工藝技術有了進一步了解，而且促進了兩國人民在文化藝術領域的交流和溝通。展演之余，兩位老友在異國他鄉穿上日本朋友贈送的和服，邊飲茶邊交流技藝，同時回憶兩人過去幾十年的寫生經歷和傳統友誼，別有一番雅趣。
“王張”二位瓷壇泰斗級大師，相識過七旬，結誼跨世紀，互為影響互相敬重，實為前無古人后未必有來者的佳話。張松茂一直尊敬年長的王錫良為師長，直言“從王老師那里學到了很多東西，從他的高尚人品，到他的精湛技藝。王老師的功底扎實，我非常敬佩他。我啟蒙的時候是學畫圖案的，后來才從王老師和劉雨岑、徐天梅等前輩藝術家那里學會了新彩、粉彩、釉里紅。”
王錫良和張松茂不僅友誼深厚互相幫助，共同開創陶瓷藝術家寫生先河，為歷史悠久的陶瓷文化增添了一抹絢麗的亮色，使之不斷勃發生氣活力，而且以他們的精品力作先后多次創造和刷新當代藝術陶瓷成交記錄。繼2005年張松茂的第一幅《三顧茅廬》瓷板畫以150萬元成交之后，王錫良的粉彩瓷板畫《黃山四千仞》2009年10月便以782萬元的價格刷新當代景德鎮名家藝術陶瓷拍賣的新紀錄。時隔剛剛一年，張松茂創作的第二幅《三顧茅廬》瓷板畫，在2010年國慶節前夕以1300萬的“天價”，再次創造當代藝術陶瓷成交記錄，一舉開創并引領中國當代藝術陶瓷進入大繁榮大發展的千萬元時代。“王張”相互創造的空前記錄，不僅顯示了他們自身的實力，更加彰顯了中國陶瓷藝術的燦爛輝煌。
如同“李杜”共同創造了中國古代最輝煌的詩歌文學，成為中國詩壇的兩座巍峨的高峰一樣，“王張”走遍祖國的名山大川寫生，共同創造了當代最輝煌的陶瓷藝術，成為當今瓷苑的兩名令人景仰的泰斗。他們的友誼和成就，完全可以借用郭老評價李白和杜甫的那樣，“象兄弟一樣的好朋友”，他們在中國乃至世界陶瓷藝術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雙子星座一樣，永遠一起發出不滅的光輝。”